喜欢陈桂生的《师道实话》，从什么“话”搭出什么“话”的实在，如同真实的看见了自己跳动的心脏。“我们教师每个人其实都是教育家，每个人都以自己崇高的榜样深深影响着自己的学生。”这一实话中浓溶了咖啡的感受，当教师也就自然没有理由不进入角色，因为里面有真情实意，所以就有价值。

价值繁荣了社会，也让真实失去了太多的理性，有一段我让自己出发在王朔的《美人赠我蒙汗药》中，然后却纠集在自己的教育思考里，他的“嬉笑”与“怒骂”让我总记挂起文中王朔与老侠的一大段对白语言：

“王朔：其实在我们之中是有那么一种说话方式的，我觉得大家都是很空虚很颓废的，我找的这点儿乐儿呢……这种现实调侃多了，以后是有一个全面怀疑。但那个时候我甚至不敢怀疑。当然，现在我以为，怀疑就怀疑了，怀疑假的东西不需要什么大智慧，没有的东西一旦看穿了，就是什么也没有。我一直觉得要是有机会，假如我成一个发稿容易的作家，我就写一个真的。在这之前我在语言上一直处于摇摆当中。有的编辑跟我讲，正经小说的语言不认我这样的口语。现在这种口语在最早时我没弄过，我一直跟着那时的文学观念练一种优美的文学语言，那个文学语言那叫个优美啊，我就是用这种优美写出特寒碜的小说，就是学来的特别优美的学生腔的。当然幸亏那编辑也是一个正经人，他说你这个语言也不叫东西，他没给我发。要是他那时候给我发了，我照着走下去，没准就是大陆琼瑶了。我后来的口语，是因为我没有练出一种文学语言来，无奈之下只好拣自己最熟悉的最顺手的东西用了。

老侠：按照当时的文学观念练一种优美的文学语言的人，大概早就被废了。但是余秋雨的那种优美不也很畅销吗？看来，咱中国人还是热爱优美的，这叫痴情不改。王朔：我的文集中大概还有一篇东西有那种优美的，我自己非常不想收进去，但编辑说你应该收，也把你的寒碜给人瞧瞧。后来，我就觉得怎么就不能说真话说人话，怎么就非编个故事出来，那种程式化的写作对我来说不是非常抵触，只是我觉得写起来困难，不顺手。我后来的写作受到一些具体东西从反面给我的启发。比如，有一次我看电视，是苏叔阳和舒乙两人做的一个电视节目。好像是专家们点评小品。节目的前半部是一个小品，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，揣着两只手。男的戴一无枢的眼镜，扭扭捏捏的那意思就是说爱她，但他就是说不出来，张不开口。那女的就等着他说，他就是不说。俩人就那么腻腻歪歪地不走。最后那女的有点儿急，问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，那男的嗯嗯嗯的，那女的说：那我走了。刚要转身走，俩人就腻一块去了。这完全是俩人起大腻，就是为了起腻而起腻，讨厌之极。最给我启示的是，那小品一完，露出苏叔阳和舒乙，一本正经地开始教训观众，他们说：你们看，这就叫中国式的爱情。他们开始给大家讲，我们中国人的含蓄，这含蓄的美，我们的那种万语千言尽在不言中……等等，讲了好大一通。我当时坐在那儿都看傻了。那种关系描绘得非常不真实，起码就我所见的我认为不真实，这么不真实的东西还要提升到民族美德的高度，就更假模假式了。我倒觉得，反正我觉得中国人的豪气，在两性关系中往往表现在女性身上……老侠：像杜十娘、崔莺莺、林黛玉……等等。从《诗经》开始就是女人豪爽，敢恨敢爱。关键时刻，中国的男人、特别是士大夫读书人都很猥琐。中国男人的豪气只表现在暴力上，像武松、张飞、鲁智深、李逵……”

 这样的活体语言，是不是直接抨击了我们作师者，对学生该“这样”应该“那样”，我们当主教大人的位置现在真的在动摇，时代变迁，文明呼唤新天空。相比王朔来说，他的确“高明”、“洞若观火”且着意“深刻”。教育中的学校，让智慧产生，也在相互碰灼着，由此转折了我们一些思想，磨合了一些思考，现实让我们磕碰着脑血，但还得反思与重复着做着很有意义的“+”与“—”。

偶说一例，“学生早恋”一定是让我们苦难深重的永生难题。不妨以我带高三的两届学生为例，在我脑海中隐约存放着：牛与慧的情感苦闷，宣与伟的沉重弦音，磊与佳的相遇青涩，宇与芸的默默坚守，文与纳的轻言放弃，伦与颖的隐怀情钟，松与艳的相煎太急，瑜与璐的情牵执著，沛与桑的缠绵愤恨，杰与蓉的悉心风舞，草与莎的无语抱怨，墨与云的离奇追月，可与碧的浪漫纠结，家与晶的到死才忘情，洪与程的来生就相依……对对依恋，个个多情，真是：青青河边草，对象身旁找。勤学时光好，纯真莫忘了。

学生早恋，不得不承认他们在相互的彼此中，在心与心之间架了一座桥，架设在平等相待为钢筋，以宽容和忍耐为水泥，有水即定；他们在竞争中以真情和善良为桥墩，铺就心中长城，有月可证，从不寂心，“我生来是为了和你相遇”这就是爱情里最重要的盟约，这里的爱情没有焦灼、混沌，阴暗，都有边界，与九九八十一难无关，爱情在高中这块土中，一定是结着“在天愿为比翼鸟，于地誓作连理枝”，这样也就自然扰着学校安定的心，让班主任睡觉都涨红了眼，我们必得为此把心沉，坚信不抛弃且暗藏的深情，无害有益，野心在内里，能量堆积，这些太过真实的事，不能只此一论，罢罢。

2010年4月7日随笔